《情感依附》笔记（2）
31. 比如，我记得有位母亲面带微笑，平静地看着她六周大的女儿有节奏地吮奶。婴儿的小手舒展地放在母亲的乳房上，母亲轻轻吻着孩子，孩子慢慢地睡着了。另一位母亲则把婴儿抱在大腿上，没有抚摸过一次，脸上一直毫无表情。只有烫匙和奶瓶碰触着小男孩的嘴唇，孩子的手在空中徒劳地抓来抓去。还有另一个案例就像重复的噩梦一样嵌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把女儿放在桌上的摇篮里，自己站在一臂远的地方，拿着奶瓶放在孩子的嘴里。这位母亲环顾着房间，看上去无聊烦闷。一旦当婴儿吐掉奶嘴，母亲就愤怒地把女儿的头猛拉回原来的位置。婴儿的头向前倒着，露出痛苦的表情，好像要哭的样子，却因为奶瓶在嘴里塞得太紧而哭不出来。房间里所有观影片的人都因此而感到窒息。
32. …但我得以体会这令人谦卑的教训，那就是我无法阻止人们为某些童年的心灵创伤而付出代价。
33. 这让我有机会得以进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埃莉诺盖尔森研究托儿所，该项目开创性地发表过关于性别身份在生命早期是如何形成的论文。他们的方法就是，把孩子们在游戏、性觉醒和固有的象征意义与正在同父母进行精神分析取向的深度访谈联系起来，访谈旨在发掘他们关于教养孩子和性的态度。
34. 事实上，琼的案例为精神病治疗和研究带来一个意义深远的难题，即如何对有重大精神障碍病人的家庭开展工作，其精神障碍一方面可能是心理因素诱发的，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生物原因引起的；如何研究异常的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而不是责怪父母？年轻的我满腔热情地为琼治疗，由于我过于关注母婴间不同步的目光注视及自闭症源于母亲而不是孩子的可能性，她的家人为此而深感不安。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在继续的治疗中不再盲目自信。
35. 有些父母可能无意间伤害了孩子，我发现与他们一起工作和研究的最好方法就是温柔地开展治疗研究。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尽力为他们的孩子做到最好。要尊重这个事实，当孩子们的生活并不如意时，要对父母情感的脆弱性保持深切地关心。我向他们承认，有时候我们将永远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出错，但我指出，我们必须睁大眼睛仔细查找答案，考虑所有的可能性，甚至有些是违背当时传统智慧的。
36. 1972年6月，仍然遵循从成人精神病学回到童年早期的路径，我离开东海岸，在旧金山锡安山医院创立了儿童精神病学协会。在那里我也开始了正式研究项目，收集一系列家庭拍摄的电影，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的幼儿期电影和作为对照组的正常儿童的电影，第一次系统地对这类家庭录像进行研究。该项目记录了自闭症最初的症状在生命第一年末就出现了。这使得及早地识别儿童自闭症并实施治疗成为可能，这时症状尚未变得根深蒂固，治疗很可能会有用的。
37. 通过对自闭症的研究，我的同事凯坎贝尔和我开发了“压力下母婴依附的马西——坎贝尔量表（ADS量表）”，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正常和非正常家庭中的母婴互动：眼睛注视、声音、触摸、抱持（母亲）、黏附（孩子）、面部表情（情感）和身体接触。这些互动在自闭症案例中经常是混乱的，而这些互动对所有家庭中的亲子联结及随后的儿童情感发展都是最基本的。
38. ADS量表对于儿科医生测量早期亲子关系是否存在问题非常有效，在我未来的研究中也一直很重要。
39. 埃里克森的回答直接命中我从他那里所学的本质——避免线性地去思考人。
40. 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比（Bowlby，1969，1973，1980）用大量百科全书式的记录引起了人们对依附的迫切关注，他的记录表明，与主要养育者建立安全的联结是所有婴儿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人来满足婴儿的需求或安全感丧失，婴儿将遭遇情感上的灾难。
41. 孩子们四岁的时候，刚好进入离开母亲形成个性化心理的时期，那时父亲通常要和孩子们建立他们自己独特的关系，把充满渴望的孩子从和母亲的二元联结中拖曳出来。
42. 尤其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已经意识到父亲应该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心理上转移到更大的轨道上来，即“母亲-孩子-父亲”的三元结构。
43. 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七岁时，研究者们会与这些家庭告别，直到他们18岁再回来。偶尔有些父母会来拜访，骄傲地分享孩子取得的进步，或者因为担心孩子来寻求建议。
44. ，每个阶段的研究都发现，母亲在孩子1岁时的养育是否适当在许多方面持续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理成长。在1岁时，母亲照顾更周到的儿童比缺少母爱的儿童在认知和运动成长上发展更明显，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在自己的世界里更加投入，更具自发性、同情心、好奇心和耐挫力，也更少焦虑和紧张。在7岁的时候，母亲更有亲和力，孩子则表现得有更好的自尊、人际关系和现实检验能力，焦虑和病态防御减少。同样，在18岁的时候，更高效能的母亲对孩子成长更强的推动作用仍然在继续，与较低效能母亲的孩子相比，他们对自己和父母有更好的看法，性心理发育更成熟，性格品质反映了更有利的超我发展，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更能控制焦虑，较少表现出精神病理性症状，发展出更成熟的防御机制及职业志向。
45. 1994年与他们会面时，我们故意不去了解他们的过去，这样我们可以没有偏见地接近他们。
46. 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居住在加州和仍然居住在纽约附近的那些被试，他们大都渴望谈论你他们的生活，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经历，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或不确定性。少数要求帮忙寻找治疗师。
47. 随访会面一般持续三到四个小时。我们用一个小摄像机给他们录音、录像，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小摄像机几乎不会引起什么自我意识。访谈的第一部分，我们使用了成人依恋访谈，是玛丽梅因和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同事们一起开发的。这些访谈与被试一起探索他们记忆中那些在童年早期令他们感到安全或威胁的经历，描绘出他们作为成年人的心理表征图，表征他们孩提时代自然安全的依附。随访的第二部分是询问他们高中以后的生活——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然后，我们讨论了他们的焦虑、冲突和精神症状（如果有的话）。最后，我们询问了他们生命中最早的记忆，童年和成年时期重复做的梦或噩梦，我们还涉及他们对未来的志向，并让他们谈论对社会的关注。
48. 在对所有数据进行整合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对每个被试生活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互相提出最尖锐的批评，直到76位被试的个人传记最终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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